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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摘|马丘比丘重生:发现印加古城的功臣究竟是谁?

    本文节选自《访古寻城:看见的与看不见的历史》,作者:唐克扬,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商业社

    1909年,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出生在夏威夷的帅小伙希拉姆· 宾汉姆前往南美洲的秘鲁访古,他探索的是古都库斯科西北那片考古学家不大熟悉的地区。

    要说宾汉姆是个正儿八经的考古学者可能抬举了他,事实上,后来成为国会议员的宾汉姆只在考古系短暂地当过几年青年教师。即使在他那个时代人的心目中,他在考古方面有多么 专业也颇富争议。不过,就算是个业余探险者,他的运气也实在太好了,他这一去就撞上了一个惊人的“未知“世界。赞助 他1911年第二次远征的《国家地理杂志》自诩, 那是“自从西班牙征服以来(南美洲还是整个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发现”。重要的是这个发现者属于美州人自己。就在这一年,欧洲人阿莫森和斯科特先后到达南极,两人的时间比赛成了事实上的国家竞争,新闻媒体连篇累牍的渲染,让他们的成就几乎媲美欧洲殖民者当年的“业绩"。现在,美国终于也有了自己“伟大 ”的探险家。

    1912年7月由探险者营地看马丘比丘 ( Hiram Binham, Lost City of the Incas ) 1912年7月由探险者营地看马丘比丘 ( Hiram Binham, Lost City of the Incas )

    即使现在,马丘比丘(Machu Picchu)也是个不寻常的文明遗址,很多人的“一生必到之旅游目的地”。在《辛普森一家》中,小男孩巴特为了报复监视他的父母,便让衔着GPS芯片的小鸟一拍翅膀飞去了马丘比丘,好让他们怎么也找不着—这个世界遗产地,好像天然是“想象力之外的东西”。它的“神秘”不是没有原因,首先是不寻常的时间:塔万廷苏尤帝国(Tahuantinsuyo Empire)是印加文明的高峰,我们今天生活中的很多事物都和它有关系,比如马铃薯、玉米、奎宁、可卡因等。但欧洲征服者不费什么力气就摧毁了它,他们从而看轻它的成就。这个绵延长久的文明居然没有书面文字(对比一下埃及的不同情形)!在急迫的“发展”面前,缓慢而不易分层的印第安历史就更容易被视而不见了。看不懂的历史也有好处,就是它可以随意打扮,成就了另一类精彩。这一精彩是有关一种特殊空间的—19世纪下半叶,它是逐渐兴起的“南美热”的物理载体。尤其对某种“高级旅游者”而言,在越来越明白的地球上,南美成了庇护想象力的最后家园。因为它不属于地理大发现中已标出的任意一个地名,这依然是片“失落的世界”(The Lost World,这也是小说家柯南道尔著名畅销书的书名)。在“失落的世界”里,什么都可以塞进去,不仅是被夸张的原住民的文明,白垩纪就已灭绝了的恐龙也在南美不可思议地复活,曾经大热的《侏罗纪公园》的最早“选景点”就是这片土地,一切早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之前。

    马丘比丘实景图(作者摄) 马丘比丘实景图(作者摄)

    的确,看不懂的马丘比丘像是埋藏在文明社会的阴影里,是个小世界。一个人从现代城市去到那里,一路要预备各种衣服,准备经历极其多样的地理环境:“羡慕美洲自然、戏剧性的反差和壮丽的人应该走这条路……一位旅行者一会儿以为他在北极,一会儿又走进热带,咖啡、香蕉、糖厂……”换句话说,马丘比丘不仅是一块土地,它又象征着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对此,吉普林吟道:

    在那后面躲藏着什么东西,

    走吧,去发现它。

    去看看群山之外的东西

    —群山后面那些失落的东西。

    失落了,等着你来发现。

    去吧!

    今天还有很多人感念这种“失落的东西”逐渐浮现的精彩。为此,很多人都曾依样重访了宾汉姆发现马丘比丘走过的旅程,在旅行社它被称为“印加之路”。当然,指望再有类似的考古收获已经不可能了,但百年前后的“印加之路”—宾汉姆的,旅游者的—有个共同点,就是都有挑夫帮他们挑着担子,探险爱好者只需要忍受中低度的身体折磨,就可以一路享受着期冀未知的兴奋。

    说实话,若不是没有足够的度假时间,我都很想来一次这种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徒步旅行呢!旅行社推出的“印加之路”项目据说一票难求,需要提前半年预订。一方面,你或许高原反应步履蹒跚生不如死,另一方面,非常专业的当地旅行公司,又能在你需要放松的时候,恰到好处地安排大家坐下来,由挑夫打理,刀叉俱全桌布铺开,吃一顿像模像样的热饭。当你回过神来,像宾汉姆一样欣赏着快速旅行者容易忽略的沿途景色,你一定也会像他那样,心中憧憬着未来会出现的神秘文明的遗迹。

    “发现”马丘比丘的路途,因此也成为检视印加文明的关键一步:它为何如此遥远,又为何如此神秘莫测?问题还在于,马丘比丘是否真的是宾汉姆首先“发现”的?

    在此之前,西方外来者,或本地的考古学家,并非完全漏掉了这个群山之中的城市。早在1880年,查尔斯·维纳(Charles Wiener)由20份地图、30封信组成的翔实的旅行记录中, 云博娱乐_首页已经谈到四年前他去过这一地区的马丘比丘。更重要的是,1910年,阿尔伯托·吉塞克(Alberto Giesecke)当上了库斯科大学考古项目的头儿,他一直孜孜不倦地推进着本地学术的进程。1911年,一个庄园的拥有者告诉吉塞克博士,孔本西翁(Convencion)山谷中有很多未经清理的遗址,后来我们知道,这其中就包括了马丘比丘—这些前辈是否与宾汉姆有过或多或少的交集,而导致后者出发时就已经“知道”了马丘比丘—在他号称第一个“发现”它之前?

    研究者尖锐地指出:“1902年7月14日才是真正发现马丘比丘的时间。”因为就在这个时间,一个默默无闻的本地人奥古斯丁(Agustín Lizárraga)和他的表亲事实上已去过马丘比丘了,他们同样是农业庄园的管理员,一伙同行者里因此还有农业工人。当然,他们的目的是发现更多的可耕地,但就像今天的旅游者一样,为了表明自己来过这儿,在三窗之庙(Temple of theThree Windows)(注:三窗之庙位于马丘比丘的主神庙旁,墙壁上残存三个整齐的窗户,因此得名。神庙有一块代表天地宇宙的阶梯石刻,是印加神庙的重要标志之一。),奥古斯丁刻下了一行字“Agustín Lizárraga,July 14th 1902”。无独有偶,宾汉姆在他的日志里也写了这么几行字,像是不打自招:“奥古斯丁是马丘比丘真正的发现者,他住在圣米盖尔桥(San Miguel Bridge)。”宾汉姆后来讳莫如深的是,就在自己“发现”马丘比丘的旅程中,他曾经向他熟识的秘鲁人打听了这个人,甚至还找到了奥古斯丁的弟弟见了一面。宾汉姆的儿子阿尔弗雷德承认,在遗址附近居住的印第安农夫已经清理了一部分废墟,对于马丘比丘而言,他们显然已不只是“到此一游”了。

    其实, 奥古斯丁也不见得就是第一个去过马丘比丘的人。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历史只能从宾汉姆算起,后者的第二次秘鲁之行显然是精心策划胸有成竹的。1911年7月,由阿提加(Melchor Arteaga)带领,宾汉姆穿过比尔卡班巴山谷(Vilcabamba Valley),从圣米盖尔走到了马丘比丘。手持一把利斧,他得以“第一次”劈开荆棘树丛,顺利“发现”了惊人的遗址,写出很多天真烂漫的故事,和吉普林的诗句遥相呼应。他说:“在秘鲁,未知的和未经考察的那一部分—白雪覆盖的巅峰—最吸引我,它们吸引我去发现下面隐藏的东西……”

    宾汉姆后来辩称,他只是在发现了废墟后才开始意识到前人的记载的,利来w66app以他大大咧咧的性格,这倒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是和他在一起的那些学者们,不会不提醒他这一点的。倒是以宾汉姆为始作俑者的这种印加神话,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现代大众对于南美洲文明的通俗印象—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发现”。

    印加建筑的推测复原 (Hiram Binham, Lost City of the Incas) 印加建筑的推测复原 (Hiram Binham, Lost City of the Incas)

    在山墙缺口上利用眼状接点(eye-bounder)和屋面钉(roof-peg)固定的屋顶结构,结束起厚实的茅草,有了屋顶的印加建筑和它现存的状况是大不一样的

    其实这座印加人的城市历史并不算十分悠久。深入而客观的研究显示,只是在印加帝国最后的余晖中,包括乔昆丘拉(Choquequirao)在内的诸王,才建造了今天人们看到的马丘比丘,那大约是15—17世纪,仅仅相当于中国的明清时期。它的最后废弃,是迟至欧洲殖民者已经占据美洲的年代。殖民者带着对“野蛮人”说不出的轻蔑,他们或许已察觉到山谷中这些城市的存在,但是并没有多么在意。

    马丘比丘的平面:神圣之庙和蛇形石 (Hiram Binham, Lost City of the Incas) 马丘比丘的平面:神圣之庙和蛇形石 (Hiram Binham, Lost City of the Incas)

    与容易简化的现代建筑图纸不一样,绘制马丘比丘的平面图,需要表达出石墙砌造方法细节差别,以及错落在建筑间自然石块的情况——它们也是这座遗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展示了印加人原有石工的R-2房间,左侧(南侧)墙外可以窥见殖民者后来加建的柱廊。这幢印加人的宗教建筑Qorikancha后来被除去了屋顶,改建成西班牙人的教堂,两种完全不同体系的建筑构造发生了这样和那样的关系。在库斯科,印加人的石作往往只存有地面,或者被用作新建筑的基墙。

    库斯科太阳神庙遗址和西班牙人在原址上重建的建筑(作者摄于2017年8月) 库斯科太阳神庙遗址和西班牙人在原址上重建的建筑(作者摄于2017年8月)

    更重要的事发生在20 世纪,经过多次现代发掘和清理,这块土地上的历史已经有了新的层次,初次的观察并不足以让一个人准确判断遗址的“年纪”:多年的清理,已经带走了废墟上的荒草和野生动物,代之以平整开阔的草坪和憨态可掬的羊驼,就连散落的石块也不多见了,这对旅游者和他们的照相机而言是个方便,但如此一来,这种有秩序的“干净”就消灭了考古现场的原初状态,使它越发显得神秘莫测。在如画的群山之间,这曾满载文明意义的宫殿,渐渐变得空空荡荡。

    怎么理解这种“空空荡荡”?和同时期的欧洲建筑比较起来,印加人加工石块的技术并不逊色,库斯科古城里严丝合缝的十二边形印加石就是著名的例证。然而,假如把欧洲大陆的建筑学成就拿来比较,就类型和结构复杂的程度而言,马丘比丘的建筑形式看起来并不比一千多年前的庞贝古城更加高明,就更不用说文艺复兴以来兴建的恢宏的教堂和府邸了。这些石头遗址大多只剩下四边的墙壁,墙壁两侧顶多是有无“壁龛”的差别,看上去多少有些千篇一律的枯燥。旅游者可能分辨不出房间的“内”“外”,想象不出它们最早顶着草秸顶的风貌。把这些元素合在一起之后,印第安人的失落之城看上去就更是一副“原始”的模样。(注:印加人实际上赋予石块的加工技术某种意义,因此不同的加工程度清楚地标明了石墙的“内”与“外”,看上去类似的石块组合方式可能意味着多达十数种不同的墙的样式。)

    人们对他们不熟悉的东西往往会产生雷同的印象,好比一的“发现者”会迷惑于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比如,这个地方到底是印加人城市的起源还是它垂死前的范本,是古老帝国的“最初之地”还是“终结处”?耶鲁生宾汉姆不仅仅是被好奇心驱动的探险者,由于他蓄意“发现”戏剧性的古代文明,他也成了一个凭着印象工作的“考古学家”。由于这种轻率,最近出版的畅销小说常把宾汉姆丑化成一个毫无专业常识、整天关在舒服的营地里喝得醉醺醺的投机分子,是“帐篷探险队员”。

    人类体质学的研究显示这座城市的居民只是“暂住”,因为在遗址上发现了只有在海滨才会出现的某些食物成分的踪迹。现在,大多数学者同意,马丘比丘既不是印加人建造的第一座城市,也不像宾汉姆一度猜测的那样,是为了躲避欧洲殖民者的压力才在群山之中建造的“最终的印加”其实另有其地,它在宾汉姆也曾涉足的“鬼原”(Plain of Ghosts,印第安人称之为Vilcabamba)。它是一个绝好的关于异文明错解的例子,有关不同建筑学角度的“发现”。 印加人最后的领导者曼科·印卡·尤潘基受到西班牙人的打击,从奥扬泰坦博(Ollantaytambo)一路溃退到这里:

    印加人搜罗起皇族贵胄中仅存的血息,有男有女,撤退到安第斯的原始森林中……流亡者孤独地生活在这里,人们可以想象一个被废黜又断了后的王子是如何这样生活的,直到有一天一个西班牙人将他惨杀,他还曾经庇佑过这个被敌人追杀的人……

    在宾汉姆认为是“鬼原”的地方,他意识不到这个印加人最后的城市的存在。因为在茂密的林莽中,大多数人类活动的痕迹都已消失,剩下的只有稀薄的有形实体。对于习惯了建造物与环境之间有着明确的“图—底”关系的西方考古学家而言,它们并不能构成“城市”的意象。毕竟,一个人永远发现不了他认为只是一片“空白”的东西。这种“空白”也可以拿来和宾汉姆身后清理出的马丘比丘进行比较。今天的旅游者大多不能进入遗址中心区的那片空场,而只能绕行于它的几个不同“城区”中:太阳神庙、祭祀区、贵族区、平民区等。参观路线是精心组织的,集中于显见的和具有提示作用的景点,比如监狱区,看上去宛如雄鹰展翅的祭坛石、三窗之庙,诸如此类。但最让旅游者困惑的可能还是那些“空白”,城市的功能是什么?从附近的制高点人们或许会想得更远一点,整个城市的规划平面像是一只美洲豹:景点是图(figure),空白是底(ground),两者只有结合在一起才有意义,就像城市形式和它容纳的生活的关系一样。但是印加人没有文字的历史,一切缺乏有形的和确凿的证据,即使是1902年,寻找农业耕地的本地人来到这儿时,他们对这种遥远的图景也已十分陌生了。

    1911 年宾汉姆在“鬼原”与当地人的合影(作者资料) 1911 年宾汉姆在“鬼原”与当地人的合影(作者资料)

    这可能是宾汉姆在探险旅途上最著名的一张着色照片。如我们所言,他潇洒的“户外”形象确实帮助了他,使得他跻身大众文化中的第一批印第安纳·琼斯之列。他和当地人的关系是不甚平等的,但高高在上的他居然也没有看出他身后的林莽其实掩藏着比他看到的更多的秘密相应于文明意义被荡涤之后留下的空白,宾汉姆遭遇印加废墟的时代,却是西方人发明的摄影术征服全球的高峰期。就在1912 年再次组织南美探险的前夕,他富有远见地提出,随行的所有人都要做详细的摄影数据记录。与此同时,宾汉姆还狮子大开口,向伊斯曼·柯达公司索要了包括3500张底片在内的耗材,至少3架和他手里的4A型号一样好的相机,加上10副木制三脚架、5套野外冲洗设备,以及一套当时非常先进的4号全景照相机。这些设备充实了他庞大探险队的行囊。讽刺的是,宾汉姆本人的摄影水平却很一般,但是不要紧,探险队里有精于此道的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他们不仅慷慨地资助宾汉姆重返马丘比丘,还提供了很多建设性的摄影建议,比如杂志当时的负责人吉尔伯特·格罗斯文纳(Gilbert B. Grosvenor)就提议,宾汉姆的人应该对他们的照片做精确的色标标记,以便回来准确着色。探险队员们照做了,于是很早就有了彩色的马丘比丘。(注:在1911年后的探险中,宾汉姆拍摄了大量的珍贵照片,这些照片通过手工着色,不仅影响了考古学家与冒险家,也影响了摄影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这批照片包括他著名的站在桥上与当地向导的合照,成为一代探险家的代表性影像。)

    不管是否是宾汉姆“发现”了马丘比丘,它的确预示着这个一向只强调“事实”的领域内新的变化,一种消费主义的、探险图片式的好奇心在探险队员中间悄悄兴起,大多数人甚至都不耐烦再走印加之路—那多少还是有点小麻烦的。在今天,平均一日1000多,一年多达50万的旅游者络绎不绝地到达数百年前的桃源世界,一知半解却又兴高采烈地回去,带着他们各自在废墟前欢呼的照片。他们每天都在重新“发现”古老的印加人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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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08-16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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